长春博时配资APP下载 华东师大教授吴瑞君：面对年轻人婚恋观念转变，如何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当前，婚育成本提升、职场发展与家庭责任的平衡、网络时代的信息环境、焦虑的育儿认知等，深刻影响年轻人的婚育选择。青年婚育行为呈现初婚年龄推迟、对婚姻与生育的理解日趋多样化等鲜明特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有效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等问题”。如何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共同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让年轻人敢结婚、愿生养？
青年婚育趋势，有何新特征？
青年婚育行为出现新的趋势特征，是其婚姻观的折射和反映，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应基于对当下青年婚育观念和行为的洞察和把握。
※当前，青年婚育呈现“三低一高”结构特征。
结婚意愿相对较低、时间相对较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呈现显著推迟趋势，整体从24.89岁上升至28.67岁，推迟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5.75岁推迟至29.38岁，推迟3.63岁；女性从24.00岁推迟至27.95岁，推迟3.95岁。初婚年龄推迟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不同省市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从各省市已公布的2025年初婚年龄来看，晚婚趋势并未扭转。同时，受初婚年龄推迟、婚恋观念多样化等因素影响，成年人口中处于未婚状态的比例也在持续增长。《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4年，我国30-34岁青年未婚率为20.67%，较2010年的9.02%有所上升。
生育意愿与水平相对较低。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2025年，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全国出生人口降至792万人，出生率仅5.63‰。生育水平比生育意愿更低，且这一缺口还在持续扩大。
单身比例相对较高、周期较长。由于受教育年限延长、职业发展压力增大、婚恋成本上升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的生活状态。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5）》的数据，我国25-29岁年龄段的未婚率为54.70%，到30岁，未婚率仍有31.26%。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适婚年龄已被延后，年轻人进入婚姻的意愿和行动都在减弱。
※传统婚恋观念式微与对婚育成本的考量，是结构性特征深化的深层动因。
传统婚恋观念式微。近年来，国内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针对青年群体开展的多项婚育意愿调查表明，以传宗接代为代表的传统婚姻动机在青年中趋于弱化，婚姻的情感支持与伴侣属性不断凸显，成为影响青年婚恋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得养儿防老的观念日趋弱化。
对婚育成本的考量。在传统动因消解的背景下，对婚育成本的考量成为重要因素。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成本高企，且在较长的育儿周期中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形成经济压力、时间稀缺、精力消耗的相互叠加与强化，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更为审慎。此外，女性因生育面临的职业发展中断、收入减少等，也构成重要机会成本。这使得婚育在有的青年眼中，从必需品转变为需要谨慎评估的选项。
4月30日，2026年广东省百对职工新人集体婚礼在潮州市举行。新华社发（全国总工会供图）
如何理解当代青年婚恋观念行为的转变？
基于当代青年婚育行为特点，其婚育观念在婚育价值、选择权利、责任分配、目标导向等方面出现转向，深刻影响新型婚育文化的形成。
婚育价值，从家族本位转向发展赋能。这一转向，意味着婚育行为的价值从履行对家族和社会的传统义务，转向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亲密关系的满足，以及家庭单元的福祉提升。新型婚育文化承认并支持婚育作为实现个人幸福与家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非唯一或强制性路径。
选择权利，从被动遵从转向自主赋权。伴随价值观念的转变，个体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更强调是否婚育、何时婚育、与谁婚育、生育数量等决策，属于个体自主权利范畴。社会文化的功能定位，应从施加统一规范的主导者，转向尊重多样选择、提供制度支持与服务保障的支撑者。
责任分配，从角色绑定转向责任共担。倡导建立基于平等协商、情感联结与能力互补的现代家庭伙伴关系，尤其是推动家庭内部育儿、家务等无酬照料劳动的责任共担，通过制度引导与文化倡导等，鼓励所有家庭成员更均衡地参与家庭生活，优化家庭时间分配，提升每个成员的生活质量与发展空间。
目标导向，从人口数量调控发展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宏观战略层面，新型婚育文化的目标从服务于人口数量的增减调控，升华为支撑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其重点在于，提升新生代人力资本、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与抵御风险韧性，以及营造代际和谐、性别平等、全员友好的整体人口生态，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
这些转向共同勾勒出新型婚育文化的理论蓝图：以个体幸福与发展为内核，以自主选择为权利基础，以平等合作为内部关系准则，以功能实现为结构特征，服务于人口整体素质提升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新型婚育文化培育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新型婚育文化培育，是一项涵盖文化引领、制度支撑、主体参与和区域协同的系统性工程。在具体实践中，传统婚育观念的影响、婚育支持体系的不完备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培育工作的整体成效。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婚育观念具有一定文化惯性，与新型婚育文化所倡导的现代理念，不可避免产生摩擦与碰撞。
代际分歧与家庭压力。父辈基于自身经验，往往持有“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结婚是人生必经阶段”等观念，对子女晚婚、不婚、少育等选择，表现出不理解甚至焦虑，通过催婚催育施加压力，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紧张。
对家庭角色分工存在刻板印象。“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依然潜藏于社会意识深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而且导致社会对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的期待不高，甚至不少男性自身也缺乏主动承担的意识。尽管各地政策规定男性可享受15至30天不等的陪产假，且企业层面覆盖率较高，但实际休假比例仍然较低。北京市总工会2022年的调研显示，41.78%的受访职工没有休过陪产假，39%的受访职工不知道单位是否提供陪产假。虽然有的职工知道单位有陪产假，但因为担心影响工作，主动选择不休。
地域性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在有的农村地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旧俗仍存在。这既加剧经济负担，又异化婚姻的本质。高额彩礼在“行情”与“面子”文化的驱动下形成制度化惯例，推高普通家庭的婚姻门槛，并带来债务风险。
※协同效率有待提升，既存在配合不畅的问题，又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跨部门与多主体协同亟待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培育涉及多方主体，如宣传、教育、民政、卫健、工会、妇联、社区、企业等。目前，高效的统筹协调平台和动力机制相对缺乏，尚未形成政策合力与文化共振。
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婚育支持体系仍有短板。城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托育等公共服务相对短缺；农村则表现为移风易俗推进不易、留守家庭育儿支持体系薄弱、青年人口外流导致的“婚姻挤压”等问题。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基础及社会观念开放程度差异，对新型婚育文化培育提出差异化需求。
培育成效较难在短期内彰显。与即时性、可视化的成果导向不同，新型婚育文化培育是“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成效难以用短期指标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侧重，可能导致实践中出现“重硬件投入、轻软性引导”“重经济激励、轻文化涵养”的现象。
5月20日，“爱在喀喇沁 见证幸福缘”集体婚礼在赤峰市喀喇沁旗举行。10对新人以简约文明的方式喜结连理，在鲜花与祝福中开启人生新篇章。记者 王塔娜摄（人民网）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从哪些方面发力？
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引领下，新型婚育文化旨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家庭幸福和谐为重点，倡导婚恋自主、生育理性、性别平等、责任共担、开放包容等现代价值理念，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文化性引导，构建有利于婚育健康发展的社会生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需从制度支撑、文化传播、实施保障三方面发力，构建三位一体、相互强化的协同体系。
构建精准化、全周期与差异化的制度支撑体系。以“降低婚育成本、保障婚育权利、促进性别平等”为抓手，结合城乡、区域差异，构建精准化、全周期的婚育支持制度体系。强化经济减负与时间支持，倡导与推行父母共享育儿假制度，并设立父亲专属配额。建立与地区生活成本动态挂钩的育儿补贴与税收抵扣机制。在保障性住房分配、公积金贷款政策上，对多子女家庭予以实质性倾斜。扩大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扩容提质”国家行动，多渠道增加0-3岁普惠托位供给，重点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资源。同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健全权益保障与平等机制。完善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执行与监察机制，探索建立“家庭友好雇主”国家标准与认证激励体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注重推行家庭影响评估。
实施分众化、数字化的文化传播策略。推动叙事转型与话语创新。改变生硬的政策宣导模式，支持主流媒体、文艺作品创作传播反映现代平等伴侣关系、科学育儿、责任共担的鲜活故事与形象。鼓励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新时代幸福家庭”等主题创作激励计划，激发用户生产优质内容。开展精准分众传播与代际对话。针对青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播客、线上社群等渠道进行渗透；针对父辈群体，通过社区讲座、家庭工作坊、本土戏曲等接地气的方式促进理解。设计“家庭愿景对话”等工具，增进两代人之间的坦诚沟通。创新婚俗仪式与社区实践。引导青年坚持正确的婚俗观念与礼俗价值，增强其对本土、传统婚俗的文化自觉，拒绝“天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等。推广集体婚礼、纪念日仪式等简约文明的婚庆形式。支持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父亲育儿沙龙、家庭志愿服务等“微实践”，让新型文化在真实的社交互动中生根。制定应对区域差异的传播策略。在农村，将婚俗改革纳入文明乡风建设，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在城市，重点与社区治理结合，打造家庭友好型公共空间与社区支持网络。
健全系统化、动态化的实施保障机制。加强战略与组织保障。注重将“新型婚育文化培育”明确纳入国家和地方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建立跨部门的高级别统筹协调机制，如“家庭政策发展委员会”。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将托位覆盖率、育儿假落实率、性别平等指数等关键发展指标纳入考核。完善能力与资源保障。设立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专项基金，确保财政投入的稳定性。加强对基层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开展家庭支持与文化引导的能力。鼓励高校、智库加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强化评估与调整保障。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体系，融合客观统计指标与主观感受指标。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建立基于证据的政策与文化策略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工作能够敏锐回应社会变迁，实现迭代优化。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政府、社会、家庭与个人需形成合力，通过制度化保障、浸润式传播、协同化机制与差异化施策，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推动新型婚育文化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为夯实民族发展根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选自：《人民论坛》杂志2026年第10期
原标题：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吴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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